日前，90 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再次谈及改革。对于吴敬琏而言，经济改革是他心中“天底下最大的事情”。2018 年吴敬琏出版新著《中国经济改革进程》，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 40 年这一伟大进程中的经济改革议程。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清楚地表明，每当市场经济取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主导思想、放手更多地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，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比较好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创新和创业就会蓬勃发展，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。与之相反，每当中国经济政策受到统制经济思维的干扰时，根植于市场基础之上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往往出现收缩，国有企业改革则陷入停顿，宏观经济风险和微观经济效益都出现恶化迹象。
这次，吴敬琏提出了三点重要建议：

一、供给侧改革重点是改革不是调结构。最近中央连发文件，要推进改革，但地方上也有人关心讨论的不是改革，而是如何才能增加需求，包括加大投资，这些都还只是在考虑需求侧的问题。只关心需求侧，一定会导致新的问题。

评：如何避免“把好经念歪了”始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挑战。经济学有一个重要概念“激励兼容”。按照这一概念，中央制定的各种政策，地方政府会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去执行。例如，“改革”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，须啃硬骨头，显然地方官员没有积极性，常常打太极拳。相反，一旦涉及到“刺激经济”，地方官员就精神为之一振，不仅卖力执行，甚至往往执行过头，因为“搞刺激”容易出政绩而且对官员有好处。当前在新冠疫情冲击下，短期内的确有刺激需求的必要性，但要防止地方官员“只刺激，不改革”的不利局面。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呼吁，“对于处于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来说，没有什么灵丹妙药，出路在于来一场与世界大变局、疫情大冲击相匹配的改革，这样才能充分彰显我国的制度优势，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把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。转危为机，把疫情的冲击转化为改革的内生动力。

二、供给侧改革的“三去一降一补”，后来变成了直接用行政手段调结构。结果短期内是对大企业很有帮助，比如国有钢铁、煤炭企业收入大增，但造成的问题是中小企业生存困难，企业职工收入无法提高。

评：改革要尊重市场规律、借助市场力量。但在实践中，为追求“见效快”，地方官员往往热衷于借助行政力量去“实现目标”。在 2015 年以来的“去产能”过程中，行政力量的介入一度取得了显著效果，2016 年钢铁、煤炭价格暴涨。但这一做法有两个问题：第一是治标不治本，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把“去产量”当做“去产能”来应付指标任务，实际上很多产能并未去掉，一旦价格反弹，产量重新回升。2019 年钢铁产量再创历史新高、库存水平居高不下，就证明了这一点。第二，行政力量不可避免地影响市场公平，国企和大企业往往成为受益者，加剧中小企业困难。

三、大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还是存在很大的误区。结构性改革不是调结构，是市场化改革、法制化改革，改革以后提高效率，效率背后也是市场积极性的问题。我认为还是要警惕把供给侧改革混谈为调结构。

评：这段话更有深意。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，望文生义很容易理解成“调结构”。其实这里的“结构性”主要指的是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。例如：

1）在融资结构中，民企获得的银行融资比例显著低于其在 GDP 中的比重，但要改变这一结构，不是靠“下指标”就能解决，而是要靠国企和国有银行的“市场化改革”；

2）现在直接融资占比过低、间接融资比重太高，解决这一问题也不是靠“行政指标”可以解决的。只要认真落实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，减少审批，“把选择权交给市场”，直接融资比重自然就会提高；

3）在推动“去杠杆”的进程中，由于过度倚重行政性力量和国有银行行为的“非市场化”，导致“好杠杠去掉了，坏杠杠留下了”这一结构性偏差；

4）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”表面上看是个结构性问题，但其本质仍然是体制和机制问题。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，需要全方位改革：开征遗产税、减税降费、政府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投入、提升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、避免货币超发加速资产价格膨胀、通过反腐减少灰色收入等等。

因此，“结构性改革不是调结构，是市场化改革、法制化改革”。可以说，“结构性改革”的本质在于理顺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”，这就是为什么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提出“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，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”的原因所在。